《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美] 刘子健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张钰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文景

出版的每个环节，

都需要问题意识。

——但诚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社科二部编辑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责任编辑

桌上摆着《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四个印次和香港繁体字版的样书，我端详着贴满签条的它们，准备梳理其出版以来的印迹之时，恰好百道网发布了一篇有趣的《2022年盘点出版集团历史类图书影响力表现》的微信推文，说这本书有“95个推荐源，影响力指数30.2”，位列中版集团之后，“屈居第二”。

细绎该书的出版始末，在2018年4月的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与文献整理编辑中心的张钰翰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提及，这部作品是关于王安石变法最好的研究著作，他想翻译，世纪文景副总编辑何晓涛老师看到后马上就和他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出版意向，经过共同努力，最终于2022年1月正式出版。张钰翰在“译后记”中表示，这部简练的作品他翻译了一年有余，抱愧于一拖再拖，我没觉得他拖延，反而觉得他是认真负责。

张钰翰师出名门，是出版圈的宋史专家，出版的本职工作以外，长期保持高质、高产的著述状态。一次午饭向他请教时，他说起自己读博期间读过两种英文的宋史著作，这本是更好的一种。怎么个好法？一部初版于1959年的作品，是不是过时了？价值怎么样？张钰翰说，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对宋代官僚体制和运作的动态分析，借以观照中国古代政体改革的底层逻辑。我是直到去年编校楼劲的《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深入领略“动态的制度”研究方法之魅力后，再回看这部作品，才对其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有了新的体认。我们今天流行主张“回到历史现场”，本质就是具体而充分地认识宋代官僚体制和运作，讨论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揭示其复杂性。

史学大家杨联陞曾在《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该书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融合了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借鉴了现代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大量具体成果，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吸收学术积累成果的方法，我们今天习惯上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将其概括为“接着讲”，而超越传统时代依靠文献的单一路径，发掘文献之外的诸多方法、材料，将系统性的历史环境还原给读者，依然是今天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出版社编辑作为选品人，在传播历史时也需要严肃审慎地面对该问题。

除了在方法论上于今日仍然鲜活的示范意义，这本书强调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却“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并试图对其人其政重新评估。书中将王安石新政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时期，主张对后变法时期的谴责不应与对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偏见搅合在一起，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无情批评和以偏概全的无度讴歌，突破“从各自所持的特定的政治观点出发来审视王安石”，将王安石及其新政放置在与宋代各方面发展的广阔参照系中，最终得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朱熹，士大夫政治最终只能沦为服务于君主集权政体的附庸和工具之结论。而王安石本人，则被彰显为一个官僚理想主义者，他竭尽所能“改善社会风俗，期盼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而“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归纳该书给予他的几大启示时，推重其“中国学与考证学应该立足于对中国社会文化遗产的深刻而正确的理解，培植具有中国风格的知识”的一面，这或许源于刘子健先生以华裔学者的身份对中国历史描述时的特有温情，这和解剖尸体似的冷静中立和毫无情感的否定迥然不同。

刘子健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no.25,1995

老话说，做成事情得占天时地利人和。近几年，同行如甲骨文、汗青堂等品牌迅速崛起，《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哈佛中国史》等作品热销，推动世纪文景决定要在历史，尤其是中国史板块做些事情，一方面继续译介海外汉学的他山之玉，一方面推动中国学者、中国史的研究成果普及，弥补包括出版在内的传播媒介的某种缺位。《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进入工作流程后，学术界对本书也十分关注，自当鸣谢。如知名宋史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先生，在张钰翰当年博士论文答辩后就催促他翻译该书，之后又撰写长文导读，后来应邀在香港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2023年第1期上发表书评《为宋代的改革把脉——读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向香港读者介绍其价值；柳立言、王汎森、柯睿格、邓小南、赵冬梅等老师对本书的面世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

译者和编辑在本书的编校中齐心合力，倾注了不少心力。该书在世纪文景出版后不久，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便决定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本，并赶在2022年香港书展期间与读者见面。繁体字版责编曾发来数十条疑问、提议，让张钰翰和我回答、判断，其认真细心让我们感佩，这里略举一例：简体字版本第75页第10行，“熙宁三年（1071）十二月，经查英文原著确实作者写成1071年，但按漆侠《王安石变法》及本书其他年份的换算，熙宁三年为1070年。此处应是作者笔误，建议保留原文，加译者注”。事实上，熙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已经进入阳历新年，十二月为1071年无误。漆侠《王安石变法》所说的熙宁三年对应为1070年的主体时间，年头年尾不能这么算。写成“熙宁三年（1071）十二月”虽然有些“简单粗暴”，但恰好说明了刘子健先生当年已经注意过这个情况。我后来建议繁体字版责编处理作“熙宁三年十二月（1071年1月）”，或许可以尽可能简明地照顾到各个层面。这种情况古代不鲜见，如李世民、苏轼的出生时间，王阳明的去世时间等；而这些时间各类出版物转换时舛互者，也不鲜见。其实，如果熟练使用方诗铭先生的简、繁两种历表，或者使用许剑伟老师“寿星天文历”程序，此类疏失大可避免。于是，在这本书入选“世纪好书”半年榜后征集责编心得感悟时，我特别写了一句“出版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问题意识”。

百道网同时也提到世纪文景的《“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87个推荐源，影响力指数24.9；《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65个推荐源，影响力指数20.9，这些颇有些专门的中国史著作能获得认可，也恰好说明今天的读者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得直面变化，不断调整出版工作的状态。而“屈居第二”则提醒我们，可做的事、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

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马泽泓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